8月17日晚，伴著淅淅瀝瀝的秋雨，“光召走了”這一噩耗在熟悉周光召先生的人群中迅速傳播。非常靜悄，就像怕驚擾了先生的安睡；又如驚雷，轟響在許許多多人的心頭。

周光召先生是中國理論物理學家，但他的學術影響超越了國界；他是中國科學院原院長，但他對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貢獻超越了院界；他是位自然科學家，但他的理念、精神和人格力量超越了科學技術範疇！

伴隨光召先生逝世消息的不脛而走，先生的音容笑貌、豐功偉績、崇高風範，一幕幕、一件件閃現在我們的眼前和腦海中……

一

光召先生是位極富創新精神的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也是一位功勳卓著、務實低調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光召先生生於1929年，湖南長沙人。1951年從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1952年在北京大學師從彭桓武先生攻讀理論物理研究生。1957年，被國家選派赴位於蘇聯杜布納的聯合核子研究所從事基礎研究。不到4年裏，年輕而才智超人的他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表重要論文33篇，兩度獲得科研獎金。其間，他於1959年嚴格證明了電荷共軛宇稱（CP）對稱性破壞的一個重要定理；1960年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對螺旋態振幅，並自建數學方法，簡明推導出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年輕的周光召作為強子物理PCAC理論奠基人之一，享譽國際理論物理學界。

在學術研究方麵，李政道先生曾評價光召先生說：“在我們這些人中，他也是佼佼者。”楊振寧先生說：“光召先生是一位頂尖物理學家。他視野寬闊，影響力深遠，並且能夠快速地洞悉新思想。他做物理研究的風格讓我想起了Landau（L.朗道）、Salam（A.薩拉姆）和Teller（E.泰勒）。”其中，前兩位是諾貝爾獎得主，後一位是“氫彈之父”。

1961年，正當光召先生在理論物理前沿披荊斬棘、高歌猛進時，國內傳來因蘇聯撤走專家，原子彈研製受困的消息。他當即決定，放棄已有建樹且深有興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啟程回國。光召先生隱身於茫茫戈壁灘的簡陋實驗室近20年，把一生最富有創造力的歲月，奉獻給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研製，作出了卓越的曆史性貢獻。

周光召曾說：“一個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必須要有自信，必須要有偉大的科學家和重大的發明來提升整個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剛到杜布納不久，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對“大權威”的報告提出異議，遭到無禮的排拒和輕蔑。28歲的他既不屈服，也沒硬頂，而是花費近百天的時間精密分析和演算，終於使該大人物坦承結果有誤，並結為朋友。1961年，在確定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的過程中，剛剛回國的他，以物理學家的理性思維，另辟蹊徑，巧用最大功原理，力證蘇聯專家數據的不可能和我國專家9次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從而結束近一年的學術之爭，掃清了原子彈理論設計中的一大障礙，再次以卓越的才華提振了民族尊嚴和自信。

二

光召同誌是一位極富遠見和理性思維的戰略科學家，也是一位帥才難得、德高望重的高層科技領導人。

他於1984、1987年先後受命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至1997年。其後，他連任第五、六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10年。中國科技界的人，回望過去那些崢嶸歲月，無不感歎幸有光召同誌把舵。2014年春節前，國務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領導來到北京醫院，站在光召同誌的病床前，眼噙熱淚，動情地說：“光召同誌，您早點好起來吧，中國科技界需要您啊！”這句話道出了科技界許多人的共同心聲。

上世紀80年代初，是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界改革探索最為艱辛、風雲激蕩的歲月。改革是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但是科技改革的動力、目標、規律、戰略、政策、路徑是什麼，考驗著每位決策者的格局、遠見、膽識、智慧，甚至還有良知。

當時，社會中對科學缺乏長遠認識者大有人在，鼓吹“科學無用論”者有之；認為基礎研究“不冒泡”，對中國科學院的存在價值質疑者有之；否定技術成果商品轉化，說中關村“騙子一條街”者有之；否定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特點，以簡單方式“斷糧”、削減經費者有之……十萬之眾的中國科學院，不少研究所連基本工資都無著落。中國科學院猶如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一艘旗艦，顛簸晃蕩，進路不明。周光召就是在這種情勢下，臨危受命成為中國科學院領頭人的。

光召同誌走上副院長崗位後，半年中深入基層做大量調查研究，同時以理論物理學家的頭腦洞悉科學技術發展的內生規律和時代特征，以深厚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感把握國情和院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戰略思想體係。在中共中央於1985年3月發布《關於科學技術體製改革的決定》之前的兩個月，即1985年1月，光召同誌在中國科學院年度工作會議上，受盧嘉錫院長委托，作大會總結發言。他未用一字講稿，侃侃而談，做了一個既充滿理性思考、洋溢思想光輝，又有政策舉措、務實可行的重要講話。回望過去近40年的科技體製改革實踐，大凡成功之處，在這個講話中都可以找到早期的思想源頭。反之，實踐中一些出了偏差、走了彎路的，講話中也有過警示或提醒。

在這篇講話及其後的長期領導實踐中，光召同誌總是基於世情、國情、院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以嚴謹的邏輯思維闡發科技體製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麵對內部怨天尤人的不理解情緒及外部“解散中國科學院”的各種雜音，他指出，科技體製改革是經濟社會強烈需求和科學技術內在發展雙重作用下的結果，它不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也不是某個領導人的決定。以現成的模式和狀態，中國科學院是否能繼續存在的確是值得懷疑的。我們要以主動、積極的姿態，而不是被動、防守的心態進行改革。中國科學院不僅是我們這些編製在院的人的中國科學院，更是人民的中國科學院、麵向全國的開放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的存在定理需要我們長期不斷地去證明。我們要有信心，創造一個適應時代、適合中國的新科技發展模式。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著名的新時期辦院方針，較快統一了全院的思想認識，校準了前行航向。

麵對社會上“科學無用論”“科技同一論”等各種看法，他首先提出科學技術發展的“雙動力”論，並據此強調科學與技術、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作用和規律，要按不同的價值準則和運行機製確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對科學的發展，他強調長遠性、原創性和開放性，“基礎研究隻有第一，沒有第二”，隊伍要精幹，要把最有創造力的年輕人推到科學研究前沿，給予穩定支持。若隻顧眼前利益，“不保留精幹的科學研究力量，就會成為曆史的罪人”。

他創造性地提出並在中國科學院遴選建立了全國第一批開放實驗室、交叉科學中心，要求以開放、流動、聯合、競爭的機製運行，並指出“開放實驗室是未來科研組織的雛形，是‘國家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多年實踐，完全證實了他當年的預判。

麵對國家急迫重大的經濟建設“主戰場”，光召同誌調動科研主力，在全國與企業、地方組成緊密合作的研發中心或基地，以項目為紐帶，攻堅克難。如上世紀80年代末，麵對國家經濟所急，利用全院在資源、環境、農業領域的科研優勢，組織了黃淮海“戰役”、黃金攻堅戰等，為解決國家糧食、財政等急迫問題作出重要貢獻。

對技術開發類工作，他強調要按市場經濟規律，積極推動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工作，發展高技術企業，聯想、三環、中科集團、中星微電子、科大訊飛等一批有影響的高新企業，早期的發展都得到過他的關心和指導。與此同時，他一再告誡：“辦公司要盈利，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而忘了我們創辦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條把科研和生產相結合的路徑，要為發展我國的科學和經濟服務，那就不好了。”

在此基礎上，鑒於兩類科技工作具有不同的性質、規律、運作機製、評價規則等，他在當時的曆史境況下，創造性提出“一院兩種運行機製”的治院模式，為不同類型的科技工作按自身價值取向和運行規律，鋪設了既有差別，又有聯係的不同發展航道，在早期改革的年代，既保存、壯大了基礎研究力量，又開創、發展了我國的高技術產業。

在確立中國科學院發展方向、道路的同時，人才問題始終是他腦中的戰略大事。在這次即席講話及其後整個決策管理實踐中，培養、吸引、關心、愛護、使用、評價、引領等方麵的決策全麵體現了他的人才思想。首先，他從長遠的戰略視野，關注優秀年輕科技隊伍的建設。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文化大革命”10年造成的人才斷層問題十分嚴峻，他在1985年1月的那次講話中就緊迫地呼籲：“要創造更好條件，把優秀年輕人才吸引到研究領域中來。”

1990年，他提出“必須在10年內，順利完成科研重擔的代際轉移，這是關係中國科學院未來的重大戰略問題”。同年，他提議並主持召開全院青年科技人才工作會議，這是中國科學院，也是全國範圍內召開的首次青年科技人才大會。

1994年，在反對“全盤西化”的社會氛圍下，他倡導實施了全國第一個以吸引、遴選高層次科學帶頭人為目標的專項計劃。他說：“育人做伯樂，莫如做朋友。”總是以平等的態度和青年交朋友，對優秀青年人才關愛有加，不僅在工作上放心放手，“給位子、壓擔子”，而且親自談心、交朋友。他倡辦成立的中關村“青年創新聯誼會”，培養了大批科研、企業和管理的領軍人才。在那些歲月，有事“找光召談談”成了院內外優秀科技人才的口頭禪，光召先生也樂於把有限的時間盡量多地分享給他們。

對年輕同誌，光召先生絕不是隻有嗬護和關愛，沒有教育和要求。他常講：“年輕人要認識到，光靠年齡優勢是接不好班的，必須在品德和能力兩方麵都達到很高水準。”在一次考察幹部的出差途中，他對我說：“現在的年輕人中，聰明能幹的人很多，但要找到品質可靠、為人正派、作風踏實的人，還得多方麵、大範圍仔細考察。”

2004年春節期間，我建議他見見中國科大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錯的年輕科學家，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他人品怎麼樣？”直到我講了該年輕同誌的兩個真實故事，他才說：“好吧，你帶他來吧。”後來，這位青年科學家在他的關注和支持下，在量子科學前沿作出了卓越創新貢獻。

光召同誌在緊抓青年創新人才這個戰略關鍵的同時，善於從大係統角度，充分調動各類各級人員積極性，反複提醒“每種工作，隻要是整體需要的，都要受到尊重，要有正確的評價”。“在中國科學院，要讓各類人員都各得其所，充分調動各類人員積極性的方針是不能變的！”正是基於這種人才理念，他在掌舵中國科學院期間，盡管條件極其困窘、資源十分有限，但對科研、開發、管理、後勤各不同崗位，對老中青不同年齡段的人，他總是以相同的溫厚情感、不同的評價尺度，製定相應的支持政策，努力調動、激發各類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

光召同誌離開中國科學院領導崗位後，以中國科協主席、“973”計劃總顧問等身份，時刻關心著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學事業的發展。在我國科技改革和發展事業的不同階段，他總是以極大的責任感，敏銳地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前瞻、辯證地及時指出問題，提出應對之策，引導和指導科技事業健康地向前發展。

在2005年的中國科協年會上，光召同誌指出，我國科學技術大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大發展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一定要處理好學科與任務、基礎與應用、重點與麵上、個人與團隊、創新與科普、老中青、產學研等的關係，因為這些關係是相互依存又互為矛盾的統一體，我國曆史上，對這些關係的把握有過多次失當，反複折騰，危害很大，定要引以為訓。

三

光召同誌的一生，既是堅守科學精神的典範，也是弘揚科學精神的旗手。

由於曆史原因，科學精神在中國近現代以來一直是珍稀品。無論是做科學，還是當領導，光召同誌總是自覺地把堅持和弘揚科學精神，視為自己的義務和職責。他曾經說：“我認為，科學精神最重要的是求真、唯實。”他把求真視為科學精神的第一要義。

在科學研究工作中，他麵對權威能自信地堅持真理，在當領導作決策的過程中，從來不唯書、不唯上，隻唯真和實。上世紀80年代後期，麵對社會上一時泛起的懷疑知識分子的“極左”思潮，他在一次公開會議上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直抒己見：“我認為，中國科學院的廣大科技人員是值得信賴的！”麵對社會上非議開放、懷疑留學政策的說法，他及時指出，中國科學院的留學方針不變，繼續“支持留學、歡迎回國、來去自由”。隨後，他於1994年在全國首創了吸引海外高級科技人才的專項計劃。這些觀點和措施，在今天看來也許平淡一般，但在那時，講者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氣和風骨，聞者能感受多大的親切與鼓舞！

麵對紛繁複雜的科技、經濟、社會問題，他總是像推導物理方程那樣，以探究的精神，實事求是地抽絲剝繭，尋找內在的規律性，再以清澈的思想、謹嚴而無可辯駁的邏輯表述出來。在他的詞典裏，你永遠找不到“遵照××領導指示”“按上級要求辦”之類的套話，隻有“探索規律”“要按規律辦事”的說法。

1987年5月，我在抗拒幾個月無效後，極不情願地從化學所的實驗室調到科技政策局，第一次出差就是作為工作人員之一陪院長去沈陽分院調研。因為生性靦腆，在那一個星期裏，我竟沒同他說過一句話。直到返京時在機場候機室，他主動問我：“怎麼沒聽你說句話呀？”我紅著臉回答：“不知道怎麼說。”他微笑著講：“怎麼想就怎麼說唄！”我這才結結巴巴地把一線科研人員的難處、委屈和不理解統統說了出來，他聽得很認真。他就是這樣，喜歡聽真話、聽不同的意見，特別是有見解的反對意見；討厭空話、套話，最反對說假話、奉承的話。他常說為了探索真理、規律，就必須倡導百家爭鳴，鼓勵發表不同意見。真理是不會害怕批評的，害怕批評的未必是真理。“學術民主和自由爭鳴是繁榮科學的唯一途徑。”

他對時下的學術空氣，常存憂慮之心。他在本世紀初的一次講話中說：“求真、唯實講了多少年了，每個人都很清楚，但要真正做到又很難。為什麼呢？有利益驅動的原因。你敢在學術會議上開展真正的學術批評嗎？不敢！因為你想申請當院士，就害怕得罪了院士。”

創新是當今時代的強音和特征，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科學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光召同誌不僅對創新有過許多深刻精彩的論述，而且無論在物理專業領域，還是其他學科領域，同樣眼光敏銳、見地獨到，有許多成果和創見。在“可持續發展”尚未作為發展戰略被普遍認同之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他就在我國地學界科學家研究的基礎上，歸納提出了“資源節約型社會”的概念。

1996年，在一次院士會議期間，光召向一位著名的生物學權威討教：植物細胞有全能性，把一根枝條插在土裏，就能長出一根新的枝條，那麼動物也可能有這種複製功能嗎？那位專家十分肯定地說：“不可能！這早有定論了。”但是，就在第二年春天，《自然》報道了克隆羊多莉誕生的消息，頓時在國內外掀起了一陣動物克隆熱潮。

在科學管理領域，他有很多獨具慧眼的新見解。1992年7月，我主持舉辦了第一次香山科學會議。會後，當我向他彙報會議的開法以及十分活躍的學術氛圍時，他高興地給予了肯定，同時又指出，也不能老搞“無主題”討論，學科交叉要善於抓住焦點科學問題，研討才能深入。那些年，他多次以普通一員的身份參加香山科學會議，在香山科學會議持久健康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

在一次香山科學會議上，他在分析一係列重大科學發現的過程後指出：“在艱苦的環境中，未必不能產生重大的科學發現。20世紀有些重大科學成果，都不是在物質條件最好的實驗室產生的……關鍵是要有創新的人才和創新的文化環境。”

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經濟體製的快速轉型，在金錢至上的拜物思潮下，學術界開始出現科研不端行為。光召同誌積極鼓勵支持學部成立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嚴肅處理涉及科研道德的人和事，對學術造假、剽竊等行為深惡痛絕。與此同時，他對社會上出現的幫派迷信活動及“水變油”之類的偽科學，深刻剖析，嚴加鞭撻。

光召同誌旗幟鮮明地及時支持《中國科學報》開展維護科學尊嚴的專題大討論，並在1996年2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科普大會上，以“加強科學普及，弘揚科學精神”為題，振聾發聵地指出：“我們這個社會，科學精神不足是有曆史原因的……近代以來，凡是在社會變革轉型較激烈的時期，一些不了解科學和社會發展趨勢的人，往往產生神秘感和不安定感，不能掌握自身命運，於是感於今生，期於來世，就到迷信活動中尋求心理安慰……當前進行的經濟體製轉軌是場很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上各種思潮必然有所反映。我們這些搞科學的，就要舉起科學的旗子，揚正驅邪。科學有了不起的精神力量！科普僅傳播知識不夠，更要重視傳播科學的思想、方法，弘揚科學精神！這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他這一深刻犀利、跨越時空的講話，在會場內外引起熱烈反響，對科學精神的呼喚，在近現代的中國曆史上，再次成為時代的強音。

據有關學者近年的考證，周光召是把“科學精神”引入我國科普政策話語體係的第一人。有感於我國科學精神的匱乏，他特別強調要在各級領導決策中落實科學精神，不能隻拍腦袋，唯上是從。

四

光召同誌一生，懷赤子之心、擔當之勇，以溫厚待人、律己修身，他的家國情懷和人格力量，體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蘊。

光召同誌對國家、對人民的愛，是大愛、真愛，不在口頭，而在行動；不是高調，而是深沉。上世紀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他毅然舍棄學術發展的高光前景，從容回國，為“兩彈”研製作出傑出貢獻。麵對功勳獎章，他說“我是個很普通的人……隻不過是十萬分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他再次放棄期盼已久的學術研究，臨危受命主持困境中的中國科學院，運籌帷幄，使這支寶貴的科技國家隊重煥生機。

他是國家最高學術殿堂的帶頭人，但一貫心係基層勞苦大眾。1988年，他在會見來中國科學院尋求支持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領導時說：“中國科學院是全國科學家的中國科學院，也是全國人民的中國科學院。你們的困難也是我們的困難，中國科學院的人雖然主要是做科學的，但我們的心，同全國暫時還貧困的人民永遠是連在一起的。”

從那時起，他在全國首倡了選派“科技副職”的製度，幾十年來無數科技人員為許多地方的脫貧、發展，作了巨大貢獻。2011年11月15日召開的一次會議，是他科學人生最後一次參加的會議。在分析我國能源、環境、生態等緊迫問題，並指出“973”計劃必須“帶著危機感創新基礎研究的布局”時，他昏倒在講話現場，心懷遺憾地遠離了他愛和愛他的廣大科技工作者。光召先生一生，曆經過國家苦難、站立、振興的不同歲月，造就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與擔當。

光召同誌本人是位有擔當、有風骨、有氣質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最懂得、最愛護科技人才的領導人。他從自身的經曆中，得到了一個真切的理念：人是最可寶貴的，但人也是最易被傷害的。

他愛才、重才、惜才的實例不勝枚舉，他在領導工作中對科技人員的信任、理解、鼓勵，隨處可見。上世紀80年代初期，許多科技人員對科技體製改革還不太理解，他一方麵堅決反對“斷糧”“逼人下海”等硬性傷人政策，同時苦口婆心地對科技人員侃侃而談時代特點、科技規律，啟發科技人員自覺轉變觀念，從不以勢壓人、強加於人。楊振寧形容周光召是“一個完美的儒家思想踐行者”，不像西方許多大科學家那樣咄咄逼人。許多在他身邊工作過、熟悉光召的同誌都有這種感受：接受他的思想、觀點或工作任務，與其說是出自下級對上級的職責服從，倒不如說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與自覺，這既是一種理性真理的征服，也是一種人格力量的折服。

光召同誌一生光明磊落，表裏如一。凡自己主張的，他一定首先做到，自覺踐行，絕不像某些台上馬列、台下小人的偽君子。他待人寬厚，但自律極嚴。“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中國科學院應是科學文化最濃厚之地，他處處以身作則，維護這方“淨土”，使之盡可能少受汙染。對科技界曾泛起的“官”越大，資源越富、學位越高、論文越多的亂象，他大聲疾呼“當官與做科研不能兼得”。而他自己早就是這麼做的，1984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後，他就主動不招一個研究生、不申請一個研究項目。1977年他未擔任領導之時，由他牽頭的“閉路格林函數研究”項目，早已獲得受到國際好評的成果，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幾次推薦評獎，都被他以“我當著領導，叫人家怎麼評”為由擋了下來，直到他卸任院長3年、項目結束整整15年之後，才同意申報，最終獲評2000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上世紀90年代初，他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積極推動領導中國工程院的籌備工作，但在醞釀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30人名單時，他卻主動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1993年，光召當年在杜布納的同事給理論物理所寄來他在蘇聯工作期間發表的全部論文目錄，並提議理論物理所組織學術活動為他慶祝65歲生日，對此光召堅決反對。2008年末，理論物理所準備按慣例，在他80歲生日時開一個小型學術會，為他慶祝生日。我和另一同誌受托跟他商請該事時，還沒聽完，他就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不搞不搞！”直到一再說明這是許多同誌的心願，而且是慣例、純粹學術性的，他才勉強接受，但條件是“絕不能超過彭先生那次小會議的規模”。

光召先生是一個完全無我的人。工作中，他以真情幫助過許多科技人員，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批”過他的普通人員，解決過各種大大小小的困難。但是，當一個親戚因為具體困難，求他幫助從外地調到北京時，他卻堅決拒絕，並曉之以理：“非辦不了，而是不能辦，不能開這個口子。”上世紀90年代，作為院長，他出差乘飛機從不坐頭等艙，住宿就在研究所的簡易招待所。當地政府知道後，總以遵照安保規則的要求接他去國賓館住，他則多次以“住在研究所哪會不安全？跟科研人員在一起，交談方便些”為由予以謝絕。“一生常恥為身謀”是陸遊的名句，也正是光召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

光召先生性情內斂，言語不多，不喜應酬。不了解的人覺得他嚴肅有餘，架子很大。實際上，他性情溫厚，是位極其平易近人、亦師亦友的長者。在中國科學院，甚至全國科教界，凡是認識他、了解他的人，無論是同事、下級，還是小字輩的秘書、警衛、司機，對他多是直呼“光召”，少有加個“院長”官銜的。他曾經說過：我就喜歡這樣叫我。有人稱呼我“院長” “主席”或“委員長”什麼的，我真覺得不自在。據許多青年科學家回憶，當第一次麵見光召時，總難免有些拘謹，他總是微笑地說：“不必客氣，叫我光召。”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在無拘無束的傾心交談中，說到會心處，平時不苟言笑的他，偶爾也會發出爽朗的笑聲。光召喜歡自然淳樸，那些形式主義的規矩俗套常常讓他感到痛苦不堪。有些小型會議開始時，也要搞些介紹來賓、領導致辭之類的套話，他有時實在受不了，就直接打斷說：直接開始吧。光召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純粹。關注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是他一輩子堅持的主要愛好，無論哪個學科領域出現了重大突破或有新的發現，都會令他感到由衷的喜悅。

現在，帶著一身的功勳與成就，帶著無數學人的崇敬與思念，光召先生平靜地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之旅。

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學成就傲世、領導業績聞達、為人堪稱典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任何人，在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應屬了不起的人生。

光召先生走了，他再也不能為中國的現代化和科學事業嘔心瀝血了。但他的諸多開創性貢獻和赤子情懷、君子風範，將永遠銘刻於現代化的大業、科技界的史冊和善良人的心中。

光召先生的科學人生，如同一本厚厚重重的大書。常常閱讀它，將為我們啟迪思考，開啟智慧。隨著時光的流逝，書中主人公的背影將越來越清晰、高大。

1935年11月23日，愛因斯坦在悼念居裏夫人時，說過兩句著名的話：“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曆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麵，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麵還要大。”“居裏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忱，哪怕隻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麵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

光召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光召同誌精神不朽！（作者係中國科學院原黨組副書記）